流水线生产的伪古城我看腻了

  “重建起来的建筑，是一个新的存在，它所代表的技术、材料、工艺水平都是当代的，不具备时间的累积过程，而我们保护城市遗产的根本目的是要保护镌刻在遗产上的那一段时间历程、那一段历史岁月。”

  丽江古城、凤凰古城充斥着大同小异的酒吧、清吧、驻唱歌手。南锣鼓巷、宽窄巷子虽然“南辕北辙”，却林立着全国服装、餐饮、零食连锁品牌；兜售着包装不同的“城市记忆酸奶”，却分明是同样的配方。

  一样的石板路、一样的飞檐灰砖、一样的特色小吃、一样的叫卖，对于普通游客而言，若想找到一座古城真正特立独行的性格和历史背景和文化，还真不是一件易事。

  对一座现代化城市而言，古城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记忆、发生过的故事、民俗文化的标本和普通人生活过的痕迹。若通通换成彼此复制的高楼大厦，一座城市，尤其是中国的城市，一定是乏味的，是只允许高效和经济存在，而不接纳人的情感和心灵的栖息地。

  在我去过的每一座拥有古城的现代化城市里，城市都像被划分成了两个时区，一个是狂奔的、焦虑的现代时区，另一个是隽永的、从容不迫的历史时区——在我看来，这便是古城区的意义。

  我们所熟知的诸多古城明明都承载过许多不一般的故事，生活过不同的民族，也有迥异的文化个性，为何在重新开发、建设、运营多年后又会给人难以辨别之感？这些古城是如何在一众历史背景和文化建筑群里成为近年来的代表性古城的？

  在逐渐衰老的古城重新融入居民生活、与城市一起蜕变的过程中，人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被业内称为“护城人”，曾撰写多部古城保护纪实作品。在他的笔下，我们或可窥见一些代表性古城得以留存和重新获得生机的偶然和必然。

  1963年，同济大学着手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阮仪三跟随同济大学教授董鉴泓到山西省进行过当地考验查证。他们从大同、太原等地，沿着同蒲铁路南下，不时见到山西的许多城镇，像太谷、平遥、新绛、洪洞等，都保持着完整的古城风貌，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少古城，也都乱拆了大批古色古香的民居，乱开了大马路，盖起了没有特色的方楼房，古城遭到很大的破坏，有些甚至基本上将古城拆光了。”

  平遥城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缓慢，建设活动较少，受到的破坏就轻些，算是这些古城中仅存的孤品。但是，改变古城风貌的冲动已经产生，改变城市面貌的“宏伟”打算已经出台。县里已经制定一份“平遥城总体设计”，根据这份规划，古城中要纵横开拓出几条大马路，城市中心要开辟出广场，在原有的市楼周围要建造环形的交叉口，还要建设新的商业大街。

  如果按照这一个规划实施，平遥古城同样不复存在了，山西省建委建议阮仪三、董鉴泓等人做顾问。他们立即赶到平遥去，一看，情况果然如此。古城的西部已经在按此规划实施，城墙上已经扒开一个大口子，正在拓宽马路，180米长的道路两旁的传统民居已经被拆除。

  平遥的文管所所长告诉他们，拆除的全部都是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他们马上向平遥县政府建议，立马停止这种“建设性”的破坏，并和山西省建委商定，由他们来帮助平遥县重新做总体规划。

  为满足古城内我们正常的生活改善的需要，在不破坏古城格局的前提下，他们的规划中设计了一条环形车行道，也安排了排水及电力、电信工程的管网等。

  更为重要的是，在古城的西面和南面，规划开辟了一块新区，城市新的建设和发展，全部放在新区里，建设的方针是“新旧截然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

  开始的时候，县政府对这个规划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阮仪三后来回忆：“这也难怪他们，那时候人们满脑子地要发展经济。而我们却提出了要保护古城，似乎很不合时宜。所以一时古城的保护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当。”

  带着整理好的资料，阮仪三到北京找到建设部和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向他们汇报了保护平遥古城的重要文化价值，说动了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拨专款用于修复已经受损的平遥古城墙。

  周庄、南浔等江南古镇，也在阮仪三的斡旋之下，得以逃脱被工厂、建筑、填河项目吞噬的厄运，成为如今的“大文物”之一，也成为游客时常流连之地。

  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阮仪三记得：“南浔镇领导看到许多地方搞了主题公园、仿古街等，也在南浔古镇边上新建了‘江南水乡一条街’，还仿造了一座北京式样的城门楼，却忘掉了自己拥有那么好的水乡风光而不去保护治理。”

  1997年，阮仪三提出江南水乡古镇应联合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遗中心邀请江南六镇的镇长到欧洲去参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培训。阮仪三多次找湖州市和南浔镇的领导，他们不感兴趣，觉得保护古镇没什么“花头”，而别的工作还忙不过来。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老城改造和拆迁改善了人居环境，但也在一定时期内破坏了古城。

  自国家颁布《黄山市屯溪老街历史背景和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我国方逐渐形成“文物古建—历史街区—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格局，包含古城在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一是以商业为导向的古城更新，在古城中建设商业设施，或者将原有的古城建筑改造为商业经营场所，引入商业经营活动，吸引消费，从而直接创造财富。

  二是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古城更新，通过对古城内落后的建筑和设施进行拆除，在古城内建设现代化的住宅区或商业体，从而将传统、落后的古城区域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居住、商业区域，并通过对附着物的建设、设施和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推动古城区块乃至周边区域的地价升值。

  三是以文化和旅游为导向的古城更新，深入开发和挖掘古城内所拥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并围绕这些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打造古城的文化标签、彰显历史底蕴，将古城内的历史建筑、文物古迹进行保护修缮和展览，将古城打造为城市中的文化旅游景区，并对景区内的建筑、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进行保护、修缮和改造提升，使古城承接现代化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从而推动财富的创造。

  对一座古城而言，布局、街道、建筑、民俗风情都是吸引游客的地方。丽江古城即便被人诟病，但小桥流水、四季鲜花、木质院落、石阶盘旋而上，依然让人有涉足的欲望；凤凰古城的吊脚楼、木桥、灯火，更是多民族交融后遗留下的痕迹；平遥古城的“土”字形街道布局，让人瞬间回到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

  然而，在形态之外，一座古城还能如何留住更多游客，让人拥有再度游玩的热情？尤其是在“仿古”建筑群不断复制，很多人想借“古”之形态吸引更多客流量的时候。

  走过全国多个古城古镇的阮仪三在《真伪之问：何谓真正的遗产保护》一书里提到，过多过滥的“老北京”“三国城”等堆砌不出真正的文化，这些人造景观在饱受风吹日晒后，终不过是些建筑垃圾。

  “我国的一些地方却没把握好发展旅游的‘度’。发展旅游首先要保护好文化遗产，尊重遗产地的自然生命进程，而不是再造‘文化景观’。文化项目工程的根本出发点不在于保护城市遗产，而更多的是考虑旅游，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旅游才进行保护，才来建设文化项目工程，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首先，重建的新房子没时间的历史叠加痕迹，而原真性的根本就在于它的时间性，在保护中如果无法体现它的时间性和历史感，那么城市遗产本身的价值将被遮蔽。历史建筑应该是历史的原物，而利用现代材料重新修建的是新建筑。老建筑在被拆除之时，其实已经宣判了它的消亡，它的存在已结束了。重建起来的建筑，是一个新的存在，它所代表的技术、材料、工艺水平都是当代的，不具备时间的累积过程，而我们保护城市遗产的根本目的是要保护镌刻在遗产上的那一段时间历程、那一段历史岁月。”

  “日本的古村落，民间自发存下来的就有164个，国家保存的有1000多个。像京都郊区的嵯峨山居完全是草房子，原来盖房子的稻子收成很低，稻秆很长，他们专门种这个稻子，修房子用，因为每3年就要换一批草。这164个村庄是怎么来的？高速公路要开到村子里来，但是日本的农民觉得不要现代化进到村子里来。妻笼宿、马笼宿都是这样的地方，高速公路距离村落至少3公里。”

  “他们很乐意住在祖父亲手造的房子里。我问村民：‘你不要空调，冬天不是很冷，夏天不是很热吗？’他说：‘我祖宗就是这样几辈子过下来了。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心静自然凉嘛。’我一听很惭愧。”

  在所谓的“古”形制之外，古城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生活感，倒不是说一定保持过去的生活方式。

  拿丽江为例，10多年前，我到束河古镇时，常常能清楚看到纳西族的老人在河道旁边晒太阳、唠家常，心情好时，兴起唱歌，引来街坊邻居走出家门，彼此相应。路过家门口，当地居民还会请你进院子吃一顿腊排骨。

  等多年后再去，院落已经不知道被转手了几次，外地人在这里开客栈，流水化的程式，让人觉得，束河已经和全国各地的古城甚至新建造的“伪古城”无异了。

  但很多古城不再一窝蜂地发展连锁门店，为了商业和旅游过度开发一个古城残存的历史感。在一些古镇，你能够正常的看到被圈起来的“原住民生活状态”在固定时间展示、演出，体验少数民族的文字和艺术。如平遥古城，你会看到晋商文化和金融论坛的结合；如凤凰古城，你会看到当地民间技艺和少数民族的精美服饰。

  但古城究竟是属于游客还是属于在此生活了数代的人呢？丽江的古镇仍然很美，只是许多居民已经迁出，很少会遇到唱歌相应的画面了。

  “某种程度上，古城体现了空间对流转不息的时间的‘挽留’，由变迁、故事、记忆等历史背景和文化要素构成的精神空间，是古城的灵魂。在‘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兴衰沉浮之间，古城留下了曾经喧闹繁荣的蛛丝马迹，这些痕迹不仅仅存在于斑驳的建筑中，更在那些让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里，在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里，在历代居民的生命记忆里……这些由历史故事、生命记忆、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传统手工艺等民间传统文化构成的精神空间，是古城形成其独特性的重要基础。”